三、消费经济学会青年学者论坛分论坛
青年学者论坛分为数字经济与消费、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金融与消费、农业经济与消费四个平行论坛。
分论坛1：数字经济与消费
主持人：康健，《财经研究》编辑部主任
点评人：湛泳，《消费经济》编辑部主任
杨栋旭，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张鑫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商贸流通效率：理论与经验证据
张鑫洋首先结合论题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边际贡献三方面进行了文献回顾。其次，她以影响机制分析、异质性分析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并构造了经济模型，结果表明：
第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提高商贸流通效率。
第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分别采用替换核心变量、删除干扰样本与内生性处理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也支持本文结论。
第三，机制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促进成本节约、优化资源配置与推动技术创新三个作用路径显著提高商贸流通效率。
第四，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对商贸流通效率的促进作用会因为地理区位、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以及政府关注度不同而呈现差异。
最后，她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她就提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商贸流通效率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政府应该充分认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作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充分且高效地为商贸流通业提供技术支持。
其次，应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考虑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西部地区、传统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以及政府关注度低的地区对商贸流通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有待提升，这预示着应该实行差异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措施，减少数字鸿沟，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有效地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
最后，要推动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如减税免税、贷款优惠及资金补贴等，鼓励商贸流通企业加大数字化投入，利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
张炳涛：数字化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张炳涛首先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文件精神，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对推进数实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他回顾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发现，互联网对三个层面的制造业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且对行业整体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城市整体生产率的影响。
其次，他以数字化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数字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并构建了经济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各有不同。
对于成长期企业，数字技术的引入可以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外部融资渠道，从而有效弥补企业因处于新生阶段在资源和能力上的不足，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同时，数字化发展也有助于其组织结构的优化，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而且融资问题在成长期企业发展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因此融资约束在成长期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呈现的中介效应更显著。
成熟期企业盈利能力更强，资本积累更加雄厚，对外界风险的抵抗能力也更强，而且为了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成熟期企业对数字化发展有更强的创新探索能力和意愿，同时，成熟期企业强劲的资源整合能力也更有利于数字化成果的转化。因此，数字化发展在成熟期企业中呈现的效果最佳。此外，进入成熟期后，企业拥有较好的融资条件和融资能力，融资问题已不再占据突出地位，但是规模和业务的不断扩张给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相比于融资约束，在成熟期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经营管理水平的中介机制作用更大。
衰退期企业，虽然数字化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由于衰退期企业经营状况开始恶化，流动资金萎缩，其发展数字化也将承担更大的风险，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同时，考虑到企业的资源条件，管理层在制定发展策略时往往趋于保守，缺乏推进数字化的动力。因此，衰退期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效果往往不太显著。
最后，他从企业和政府层面就融入数字化提出了两点建议：企业层面，企业应意识到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重大意义，积极融入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企业应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拉近与用户之间的距离，以用户价值为导向，革新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实现动态化、定制化和柔性生产；企业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借助信息集成技术打通“信息孤岛”，提高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减少代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同时积极披露生产经营相关信息，缓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应重视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数据挖掘效率，利用数据挖掘信息，主动预测市场变化，规避潜在风险，提高决策水平；成熟期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核心地位，更要努力抓住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机遇，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企业的数字化发展。
政府层面，政府应采取相关政策措施，为企业数字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政府应持续推进“数字中国”发展战略，加大对数字化关键技术设施的研发与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5G、移动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新一代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全国性数字化转型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政府应重视数字金融发展，推进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发展，用新兴金融技术优化审贷流程，合理配置信贷资源，缓解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同时也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杜绝信贷市场上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行为，降低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时代的信息获取优势，设立可以有效识别企业经营状况的监管机制，对企业实施差异化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激励政策，适当地向衰退期企业倾斜，帮助其摆脱“不敢转”的困境，以数字化发展为跳板而重获新生。
顾世玲：场景驱动后发企业新市场颠覆路径研究——以Keep为例
顾世玲以KEEP作为案例，深入探讨了场景驱动后发企业新市场颠覆路径，她发现，场景化创新是驱动后发企业实现新市场颠覆的内在动力。在新市场颠覆过程中后发企业通过依次构建消费入口场景、消费迭代场景和全场景生态，与用户进行场景价值共创，满足不同场景中用户的多元化需求，进而实现从新市场向主流市场的蚕食。再此过程中，后发企业的主导逻辑从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再到服务生态系统的不断演进。尽管如此，她强调，不同类型的后发企业其价值主张、价值创造的特征以及商业模式的演化路径可能存在诸多不同。颠覆式创新路径是否适合其他类型的后发平台企业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高海龙：虚拟代言人有用吗?绿色广告中虚拟代言人传递的信息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
高海龙首先指出虚拟代言人克服了传统名人代言的误导性、道德性等缺陷，具备低成本、低风险和高定制化，感知新颖性等优势。其次，他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我建构类型（独立型VS.依存型）与虚拟代言人传递的信息（利己VS.利他）的交互效应影响了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当启动消费者的独立自我时，虚拟代言人传递的利己信息更能激发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 ；而操纵消费者的依存自我占主导时，虚拟代言人传递的利他信息更能激发其绿色购买意愿。
第一，模型验证了自我关注与环境关切的中介效应，对于虚拟代言人传递的利己信息，自我关注中介了自我建构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对于虚拟代言人传递的利他信息，环境关切中介了自我建构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
汪楠：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健康消费的影响研究
汪楠首先指出，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模式多样化、个性化和数字化迎合了健康消费年轻化的趋势，但同时也对消费者在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方面的风险意识有了更高的要求。消费者数字金融素养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寻求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和倾向选择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消费模式两个方面。其次，她构建了一系列经济模型，结果表明，一是我国家庭的健康消费发展对比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二是我国的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三是数字金融素养显著影响家庭健康消费决策和支出水平，四是存在主客观风险偏好的调节效应。针对这种情况，她认为应当从推进数字金融素养教育的顶层设计、推动家庭从“治已病”到“治未病”意识的转变、重视家庭风险偏好对健康消费的促进作用、持续完善和丰富健康消费供给四方面深入研究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健康消费的影响。
分论坛2：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
主持人：兰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主任
点评人：王西民，《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龙少波，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军：我国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研究——以石家庄建设为例
刘军首先指出，石家庄市消费呈正增长趋势，城市和乡村消费齐头并进，零售商品、餐饮收入贡献较大，同时也彰显出城市消费文化特色，然而也存在区域因素制约；文化资源多呈原生态，保护不足、开发不够、宣传力度较小；消费品牌定位不准；管理体制机制不顺畅等不利因素。其次，他借鉴了上海、重庆、广州、天津四个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经验，从聚焦优势消费资源，实施消费新场景建设；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实施消费创新融合；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实施消费创新融合；强化文化资源开发，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打造特色城市IP，培育特色消费品牌；强化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六个方面探讨了建设石家庄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实践路径。
柴国俊：租房还是买房？土地供给解释
柴国俊梳理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租买选择的理论逻辑，并基于前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中国土地市场网数据，从租赁住宅用地供给视角考察城镇家庭住房租赁成效变迁。在他看来，发现租赁住宅土地供给对城镇家庭租房选择越来越转变为正向显著作用，但存在异质性，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和青年人家庭以及公私租房的结果与全国结果类同，三线及以下城市影响效应变化正好相反。在影响机制上，扩大租赁住宅土地供给协同租购同权政策共同促进城镇家庭更多选择租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是继续协同住建和国土部门来积极影响城镇家庭租房行为。二是因城施策，适度扩大二线城市租赁住房试点工作。
李妍：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
李妍指出学者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但结论尚未达成一致，同时尚缺乏“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关系的探讨。为此，李妍构建了一系列经济模型，结果表明：第一，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在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发达和水资源富足的省份，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他最后从加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运用，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关注区域差异，实施差异化政策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吕阳：数字经济促进还是抑制城市创业活跃度—基于空间计量的研究
吕阳通过对比不同地理空间数字经济对创业的影响，发现在经济规模不同的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而在经济规模相似的城市之间，则不会出现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对比不同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对创业的影响，发现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其对创业活跃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跨过发展门槛之后，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大幅提升。同时，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南方区域这一促进作用更强。
分论坛3：金融与消费
主持人：姚树俊，《统计与信息论坛》副主编
点评人：孙豪，《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编辑；宋明月，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张蕾：金融素养与中等收入家庭发展韧性
张蕾以中等收入家庭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素养对中等收入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是金融素养有助于提高家庭财务管理技能和风险识别能力，对提高中等收入家庭发展韧性具有积极作用。二是金融素养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收入风险的群体中存在异质性特征。金融素养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就业率和提高家庭参加商业保险意愿三个渠道提高中等收入家庭发展韧性。三是金融素养对潜在中等收入家庭发展韧性有显著提升作用，促进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入中”，进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鉴于此，她从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及金融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和完善家庭金融素养的监测与评估体系，定期发布金融素养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关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四个角度探讨了提升金融素养与中等收入家庭发展韧性的建议。
王鹏帆：消费结构升级与服务业发展—基于消费支撑力不足的视角
王鹏帆指出，与代表性大国相比，中国同等服务消费下的服务业比重偏低，表明中国同等服务消费比重带来的服务业比重增长相对滞后，考虑供给受限的服务业部门后，消费动能不足现象依然存在。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他发现，消费服务化的恩格尔效应是服务业比重提高的推动力量，并随人口密度、发展时期和经济发展程度表现出异质性，然而宏观结构因素在传导路径上弱化了恩格尔效应，致使消费动能不足。宏观结构因素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产业融合。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参与到制造品生产中，消费服务化意味着实物需求相对下降，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随着它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上升而加强，从而导致整体服务业消费动能相对不足。二是内需结构。居民消费率提升能够强化消费服务化的恩格尔效应，这种强化作用具有明显的投资门槛。测算表明，各地居民消费率普遍偏离潜在水平。内需结构失衡使得恩格尔效应随着居民消费率偏离度上升而弱化。
他注意到，产业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由此消费动能疲弱难以避免。因此，在适度投资基础上的内需结构调整应当得到重视，以推动需求和供给结构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何梦兰：中国进口消费品质量测度——基于嵌套Logit模型
何梦兰首先指出，随着消费品进口市场的逐渐开放，进口消费品质量是否会得到提升这一问题在质量研究领域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次，她运用嵌套Logit模型测度中国进口消费品质量，结果表明，一是中国进口消费品质量随时间推移呈现先降后增的波动态势，但整体呈质量上升的趋势。二是进口消费品质量较高，波动幅度较大的行业均更受宏观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的影响。三是进口关税下调对进口消费品质量具有正向影响。最后，她就提升中国进口消费品质量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不同类型的进口消费品受关税政策影响存在差异，因此进口关税政策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实施分类调整。二是消费者对消费品质量的要求只增不减，实施积极扩大进口战略时，要重点进口消费品市场多元化，防范因贸易摩擦“卡脖子”而造成的质量降级问题。三是中国的扩大进口政策在着力推动整体质量升级的同时，应对当前进口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具有针对性，引导进口消费品市场偏好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
曹肖烨：消费的“后顾之忧”:社会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
曹肖烨回顾了中国1978—2021年需求结构，指出由于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了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习惯，导致消费率偏低。随后，她通过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一是有家庭成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总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更换变量、剔除极端值、工具变量法等5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
二是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家庭消费边际倾向，进而释放居民消费。
三是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在家庭特征、城乡差距和不同时段上存在差异。
四是拓展分析表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参加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显著降低，但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家庭反而显著加剧了消费不平等程度。
最后，他就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提高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二是准确识别贫困群体，全部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三是加强其他公共服务配套制度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
蒋俊峰：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蒋俊峰认为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的产出和物价程负相关，对中国的消费程正相关，但冲击幅度依次变小。随后，他提出了中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措施：一是把握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方向。通过关注前瞻性指引，实现对美国货币政策的预警。二是中国货币当局应该积极主动采取适当措施，以减缓由美国货币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带动，对外依存度较高，这种增长方式极易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所以应该加快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建设，促进生产与消费，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激发国民的消费潜力，推动国内市场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
左梦柯：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高耗能企业双元创新
首先基于中国209家沪深A股上市的高耗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机制等方法，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数字化转型通过人才效应、信息效应以及管理效率效应对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又有差别，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是线性的，而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整体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从作用机制上看，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加大企业信息披露程度、向社会释放企业运行良好的积极信号以及降低企业成本与资金需求量，进而缓解其融资约束水平来推动双元创新能力的提升。上述结论在改变中介变量的测度方法与中介效应验证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利用式创新对现有产品的优化、探索式创新对全新产品的创造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其次，论文从企业本身以及政府管理两方面就企业双元创新提出了建议。从高耗能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当前推动双元创新与节能降耗的重要抓手。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是高耗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当务之急。针对高耗能企业普遍高端人才缺乏的现状，需要加大数字化人才、行业高技术人才和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为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人员保障。第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做好自身资源与数字化战略的平衡发展，不宜仓促冒进，超出自身能力的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发展。第三，充分利用数字平台的连接作用和数字化手段的便捷性，强化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联系，促进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第四，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处理好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利用式创新侧重于短期效应，相对容易实施，探索式创新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但风险较高。两类创新模式都是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途经。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高耗能企业大多经营模式单一、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且对环境影响大，是强化监管的重点领域。具体提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可以通过设立引导基金、培训企业人才、搭建公共数字平台等方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助力。第二，对高耗能企业的监管要更具针对性，减少“一刀切”式的行政手段运用。根据不同企业的规模和特征，制定切实可行的环保方案。第三，利用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势，积极创造条件促进高耗能企业与科研院所、公共技术中心、大科学平台等创新资源的对接，为企业探索式创新提供资源支撑，降低创新风险。第四，持续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鼓励数字化先导企业与高耗能企业合作，加强双元创新，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分论坛4：农业经济与消费
主持人：张领，《贵州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点评人：李振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宋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傅鑫萍：中国向RCEP成员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傅鑫萍首先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详细分析了中国向RCEP成员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与潜力，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在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农产品细分市场看，食品加工类农产品是中国出口RCEP国家的比较优势农产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出口国别看，日本和韩国在我国同RCEP国家的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占较大份额，是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国。
其次，傅鑫萍就中国加强向RCEP成员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RCEP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RCEP与“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对接，为中国农产品出口RCEP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加大对RCEP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支持，促进双方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效率。
第二，根据RCEP成员国的市场需求和消费习惯，调整和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重点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针对新西兰这种饱和型市场，中国应在保持当前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农产品出口结构，继续增加中国农产品在该国的市场份额。针对扩张型和发展型市场，要结合其贸易潜力大、可拓展空间大等特征，不断加强政治互信，提升双边贸易水平。针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冰山型市场，中国应加强与该类型国家的贸易往来，通过制定互惠贸易政策，清除人为贸易阻力，提升农产品贸易出口效率。
第三，提升国内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中国应加强与RCEP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以满足RCEP成员国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同时加大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参加国际市场推广活动的支持力度，提供相关政策优惠，帮助企业积极开拓RCEP国家市场。
石可敬：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
石可敬首先强调，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现实选择。随后，石可敬利用研究假说并构建经济模型，结果表明：第一，新质生产力能有效提升农业经济韧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第二，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土地流转内在路径进而作用于农业经济韧性，进一步地，门槛效应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第三，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平原地区及粮食主产区效果更明显。
最后，石可敬就提升农业经济水平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坚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方位地提升农业科技的自主研发水平。二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发农业经济活力。培育壮大新业态和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三是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土地流转改革。政府应完善土地流转政策，保障土地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业生产集约化。四是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升各地区农业经济韧性。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
孙延军：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户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
孙延军首先指出，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促进农村代际收入提升方面发挥着双重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它通过减轻老年农民负担，延长其工作年限，并为青壮年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提高收入潜力。二是小农户偏好风险规避，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替代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土地流转，降低后代追求高收入的障碍。其次，孙延军就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升农户代际收入流动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帮助小规模农户提升农户代际收入流动至关重要。为解决服务季节性短缺，需促进服务提供者多元化，并鼓励多方参与，确保服务供需平衡。二是加强农村教育职业培训投资，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三是土地流转对代际收入流动存在负面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现阶段土地流转风险较大，农民倾向借助社会化服务继续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是流转土地获取租金。应保护农户流转主体权利，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减少流转风险，减少不必要的土地流转，减轻子代赡养负担。
张志新：数字素养能否缩小农户消费不平等
张志新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农户消费不平等与其数字素养密切相关。数字素养水平低下不仅会使其无法触及数字红利，陷入“数字贫困”状态，还会使其难以获得准确的消费信息，做出不合理的消费决策，并使传统的消费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加剧了农户间的消费差距，导致农户消费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张志新构建经济模型，深入分析数字素养的提升与农户缩小消费不平等的关系，并探究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一是数字技术应用素养缓解显著扩大了农户消费不平等，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数字技术应用鸿沟的存在，导致数字技能和设备的获取存在障碍，影响其消费方式和消费能力。
二是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水平的作用显著为正，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户消费不平等存在缩小效应；流动性约束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素养对农户流动性约束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以此缩小消费不平等。
三是数字素养缓解消费不平等效果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异质性。收入异质性方面，家庭人均收入越高，数字素养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越大；在地区异质性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消费不平等在三个地区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于南方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在年龄异质性方面，对高年龄组的缓解作用要优于低年龄组。
最后，张志新从数字素养的角度探讨了提升农民收入的途径：一是.加大对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教育的投入，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以提升其数字素养水平。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共同推动农村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确保所有农村家庭都能享受到高速稳定的互联网服务。
二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服务网点，提供小额信贷、消费分期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降低农户获取资金的门槛和成本。加强对网络借贷、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提供法律保护，降低农户的借贷风险。灵活增加就业岗位，通过产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来源，提高农民收入，努力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
三是多关注中低收入人群，重点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数字素养，也要加大对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农村家庭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帮助其提升数字素养和消费水平。开发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用户界面，教育老年人识别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避免因缺乏安全知识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刘广平：文旅融合背景下文旅消费扩容提质的测度
刘广平指出，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使得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二者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不断丰富着文旅消费内涵。随后，他构建了文旅消费的指标体系，结果发现，一是历年来各省份的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水平普遍有提高趋势，但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异，整体来看我国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水平按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二是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水平的地区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但是不同地区的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指数的区域内差异变化特征各有特点，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呈现“波动变化”的特征，中部地区呈现“逐渐上升，趋于平缓”的特征，西部地区呈现“逐渐下降，偶有回升”的特征；此外区域间差异是整体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西部地区之间地区差异最大。三是影响各省份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为文旅市场规模、旅游产业基础、文化产业基础、高端文旅资源。
撰稿：张岩
拍摄：张岩
一审：张岩
二审：王重润
